新闻中心
海德体育互联网舆论对青年大学生就业认知的误导与对策研究
海德体育摘要:互联网作为青年大学生获取社会信息的主渠道,在就业薪资预期、职业选择偏好、职场认知等方面对青年大学生存在认知误导。大学生就业认知被误导是在信息爆炸背景下,互联网流量为王的逐利机制与大学生心理特质耦合的结果。互联网的部落化加剧了大学生就业信息获取的单一化,单向度虚假信息长期浸润加剧错误认知升级,而大学生实践不足导致信息纠偏机制不畅。为降低乃至消除互联网舆论的误导,需要加强互联网治理,遏制互联网舆论的虚构化与控化;与此同时在大学教育中注重培养大学生批判性思维等,提升大学生甄别互联网就业信息的能力。
近年来,大学毕业生数量逐年增多,我国经济进入中低速增长阶段,加之新冠疫情的冲击,大学生就业形势变得异常严峻。虽然大学生就业不易,但我国制造业广泛面临着招工难的问题,“躺平”“慢就业”等还成为互联网上的流行词,每年有数百万大学生参加考研、考编,其中有一大批执着于此,甚至毕业后持续数年不工作。统计数据也显示,青年失业主要是主动放弃工作[1]。大量大学毕业生不就业,不仅是人才的浪费,而且会产生社会不稳定因素。之所以出现大量大学生毕业后不愿意参加工作,最直接的原因是诸如薪资待遇、工作软硬环境等与心理期待有较大差距,即就业认知与现实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背离。
大学生的就业认知是指大学生在毕业时的意向选择,包括对自身就业能力和客观就业形势的判断,以及对未来职业发展的期望[2]。影响大学生就业认知的因素有很多,如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市场机会等,从信息论的角度讲,人们的认知由日常接收的信息所塑造。根据来源的不同,这些信息可以分为个人现实体验获得的信息和由他者提供的信息,而媒体又是最主要的他者信息提供者。随着社会发展和复杂化,人们越发需要认识周边环境之外的事物,于是对媒体提供的信息需求愈加增多,这意味着人们的社会认知越发受到媒体信息的影响。互联网产生后,由于即时性、互动性等特点,很快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渠道,尤其对互联网原住民“00后”大学生来说更是如此,这就使得大学生的社会认知深受互联网舆论的影响。虽然现代社会人们获取信息越发依赖媒体,但是媒体是具有特定倾向的,它们对社会信息选择、加工并重新结构化后再向公众报道,从而营造出了一种偏离现实的拟态环境[3]。互联网的发展为媒体信息的传播提供了空前便利,但并未改变信息提供者存在特定倾向的问题,这就使得互联网舆论与现实存在一定的偏离。这种偏离现实的拟态环境,必然会对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渠道的大学生的就业认知产生误导。那么,互联网对大学生就业认知误导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这种误导又是如何形成与发展的,对其应如何治理?本文拟从互联网和大学生两个方面入手,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
互联网舆论对大学生就业认知的误导,可以从不同的维度进行划分,根据前文定义可以分为就业能力误导、就业形势判断误导、职业发展期望误导等三个方面。这种结构划分,最终会落脚到“想要什么样的薪资待遇”“应该从事什么行业”“应当如何在职场中表现”三个现实问题。其实,大学生对就业信息的关注也主要集中在薪资待遇、行业选择和职场状况这三个方面,且对这三个方面相关信息的了解主要是从互联网上获取,因此互联网舆论对这三个方面的误导最为突出。
薪资待遇是大学生对就业信息的首要关注内容。大学生了解薪资待遇相关信息主要通过熟人(如往届毕业的学长学姐、身边年长的亲戚邻居)和互联网两种途径。由于熟人存在年级、年龄差异以及空间距离等限制,从其获取信息较为不便,且信息零碎。与之相比,互联网则方便快捷得多,而且信息量大,于是互联网成为大学生了解薪资待遇的最主要渠道。诸如关于薪资讨论较多的知乎、抖音等互联网平台,充斥着大量的高收入描述,甚至年薪百万也是普遍状态。长期接触此类信息,自然会导致大学生产生薪资过高的期待,甚至忽略了对自身能力、就业市场情况等的考量。中青校媒2021年毕业季的问卷调查显示,超过20%的大学生预期自己毕业后可以月薪过万,其中有8.2%的男生和3.25%的女生预期自己会进入“5万元俱乐部”,还有高达67.65%的大学生认为自己毕业十年内能够达到年入百万[4]。
虽然高薪成为大学生的普遍认知和期待,但是现实薪资水平却差距较大。2022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统计年鉴》显示,2021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8万元,私营单位平均工资为6.28万元,折合月均工资城镇非私营单位8900元、私营单位5000元左右。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仅有北京、上海等五个城市的城镇非私营单位月平均工资超过了1万元,且未有一地的城镇私营单位月平均工资超过1万元。如果平均工资不能准确反映大学生的薪资情况,那么我们以薪资水平处于全国前列的北京市为例做进一步比较。根据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22年7月22日发布的《2022年北京市人力资源市场薪酬状况报告(二季度)》,硕士及以上学历毕业生月薪集中在7000~9000元,本科毕业生月薪集中在6500~8000元,大专毕业生月薪集中在5500~6600元,即便是薪酬第一梯队的金融产业、数字经济产业、软件和信息服务产业的大学生,薪酬中位数也仅仅超过了7500元[5]。显然,哪怕是薪资水平名列前茅的北京市,其大学毕业生的实际工资水平都与大学生的期待有相当大的差距,可见全国大部分地方的实际工资水平与大学生的期望值差距更大。
一般情况下,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和工作技能的提升,大学生就业后较长一段时间工资会保持上涨趋势。但是,即便考虑到通货膨胀以及工作经验积累而带来的薪资水平上涨,在十年内将年薪十万左右提升到年入百万,对绝大部分大学生来说是无法实现的。过高的工资期待,会产生强烈的就业挫折感。2023年初,一名拿到2万元月薪工作机会的清华硕士应届毕业生,炮轰字节跳动公司恶意低薪,抱怨研究生白读,正是工资期待过高的一个写照。工作后,薪资水平的上涨没有达到预期,也很可能产生不满情绪,乃至厌恶工作,继而逃避工作。从社会整体来讲,大学生薪资期待高与现实薪资之间的落差,很容易造成大学生难以找到“满意”的工作,而出现了大量“摩擦性失业”,进而拉高青年的失业率。这不仅是一种人才的浪费,也酝酿着社会不稳定因素。
就业选择偏好也是在就业能力、市场机会与前景、职业规划等综合判断基础上形成的。互联网对大学生就业偏好的误导主要体现为城市选择偏好和行业选择偏好。自2009年起,互联网上开始流行“逃离北上广”。每次雾霾来袭、房价上涨,都让该论调进一步发酵,一些自媒体账号还编造逃离北上广的故事,制造爆款话题。受此舆论等因素影响,虽然想去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工作的大学生比例从2018年的37.44%下降到2021年的34.1%,但依然有三分之一强。2022年6月,58同城、赶集直招发布的《2022年毕业季调研分析报告》也显示,一线城市因为就业机会、经济实力与区位优势比较突出,仍是大部分大学生的首选城市。而且离开北上广的年轻人很快发现,二、三线城市并非是“诗和远方”,虽然没有了超高房价、工作节奏快等诸多问题,但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等较为逼仄,于是互联网上又出现了“逃回北上广”的声音。无论是“逃离北上广”还是“逃回北上广”,都会对大学生就业城市选择产生影响,甚至出现一部分大学生因为就业机会与自己的城市类别偏好不符,而错失工作机会的情况。
互联网舆论对大学生的就业行业偏好也有很大误导。中青校媒2021年春招季和秋招季的调查显示,热衷互联网行业的大学生占比分别为77.4%和64.3%;而2022年春招季的调查显示,互联网依然是大学生最向往的行业,占比67%,最向往的前10名企业中6个为互联网公司,而且前4个都是互联网公司[6]。而现实是,互联网行业吸纳的大学生就业占比仅为五分之一左右。的确,互联网是近些年发展最耀眼的行业,产生了多位财富榜top10,且互联网大厂薪资待遇十分丰厚。网红经济的发展,诸如李佳琦、辛巴等,每次带货销售额过亿,更是让大学生们感受到了互联网的吸金能力。长期的互联网浸润,很容易让大学生认为互联网行业是前途与“钱途”兼备的行业。但实际情况是,互联网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高出其他行业约20%左右,网红高收入者更是凤毛麟角。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网络表演(直播)分会发布《中国网络表演(直播)行业发展报告(2021—2022)》显示,大多数主播月收入在3000~5000元[7],从中可见一斑。从行业发展来看,互联网同其他行业一样也存在周期,自2022年以来,中国主要互联网平台发展进入了瓶颈期,且全球互联网大厂也都出现了业绩下滑和大幅裁员等问题。如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计划裁员1.8万人,推特公司在马斯克接手后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将正式员工总数从7500人减少到2700人,连CEO、CFO、总法律顾问等多名高管也被解雇。如果大学生不能客观看待互联网行业,很可能在进入该行业后,心生不满乃至慨叹入错行业影响职业发展。此外,大学生对考编的热衷,互联网舆论也起了很大的诱导作用[8]。
大学生普遍期待能够提前了解职场情况,提前有所准备,以便更好地适应工作环境。互联网上关于职场方面的信息量大且内容丰富,有助于大学生更全面地了解职场信息和储备应对职场的知识。但是,互联网上关于职场情况的介绍,往往侧重于内卷、潜规则等各种不良风气。职场中的确存在加班问题,单位内部人际关系复杂、内卷严重等问题也屡见不鲜,但通过互联网舆论的渲染,对初入职场需要完成身份转换的大学生而言,会加重其对职场的恐惧情绪,进而使部分学生逃避就业。2019年8月,《中国青年报》在微博上发起的网络调查显示,18.8%的人考研是对就业的逃避,相当程度是因为受到互联网对职场不良风气渲染的影响。
2022年,随着“00后”大学生进入就业市场,“00后整顿职场”成了网络流行词。一时间,“整顿职场”仿佛成了“00后”大学毕业生参加工作后的“标准动作”,甚至将教训领导视为勇敢。其实,每个年代的大学生特别是“80后”“90后”,在参加工作初期都会出现自身个性同职场环境及规则的冲突,只是拥有更强自主意识和权利意识的“00后”们,对职场不良习惯和风气的容忍程度更低。更为殷实的家庭条件,也让“00后”拥有了更加从容的选择空间。“炒老板鱿鱼”也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通过跳槽不断试错,以找到合适工作的正常反应。其实任何新鲜力量的加入,都会对职场造成改变。职场会因为“00后”大学生的加入而有所变化,同样“00后”大学生也会逐渐适应职场,这是一个双向影响的过程。如果大学生被互联网的“整顿职场”舆论所误导,以不满职场环境为由频繁跳槽,而不是踏实工作一段时间后再做决定,很可能影响到未来职业发展。
互联网舆论对大学生就业认知的误导,根源于互联网信息爆炸造成的信息超载,而互联网商业模式的变化,推动互联网舆论朝着脱离实际并可操控的方向发展,叠加大学生强烈的求知欲、好奇心以及社会判断力较弱等心理特质,最终导致大学生就业认知偏离现实。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们迎来了信息爆炸时代,尤其是智能手机的普及,进一步打破了人们发布和获取信息的时空限制。无疑,这进一步加剧了信息量的增加,同时也让获取信息的自由度和便捷度大幅提升。信息爆炸以及获取信息渠道的便捷化,使得人们每天都会接触到海量信息。在信息量指数式增长的同时,个体对信息的接受和处理能力并未出现质的飞跃,接受和处理海量信息不仅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浩如烟海的信息也会让人们无所适从。面对信息超载,人们会下意识地启动“自动导航系统”来进行自我保护,以抵挡媒介信息的洪水持续地侵扰[9]。尽快处理信息,以减轻心理压力并节省时间和精力成为人们最迫切的需求。于是,信赖他人或依靠互联网平台推荐成为人们获取互联网信息的主要模式。以互联网为获取信息主渠道的大学生,自然也会受到信息超载的困扰,通过有选择地关注信息发布者或者直接接受互联网平台推荐的信息就成了通行的做法。而这种做法,会让大学生获得的信息受到互联网信息发布者和互联网平台的选择与过滤,从而产生被误导的风险,乃至形成信息茧房[10]。
互联网信息爆炸带来的信息超载让人们更加倾向于接受音频、图片、视频等认知门槛较低、耗费精力较少的信息,而篇幅长的说理论证信息则受到冷落[11]。恰好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又为以融媒体方式更直观地展示各类可感触信息提供了便利。这就导致重感性轻理性的互联网信息供应与传播模式成了趋势[12],于是具有情绪感染性和煽动性的信息越发普遍。例如,知乎上一则“25岁前靠自己,年收入破百万,是怎样一种体验”的讨论帖,被7800多人关注,浏览量超过了140万。
此外,由于接受信息的便捷性、实时性和互动性,互联网比传统媒体拥有更强的舆论放大效应。现实中少部分大学生获得了高薪工作,但是通过互联网的互动与转发,很容易形成大学生获得高薪是普遍现象的错觉。同理,个别“00后”大学毕业生“整顿职场”,很容易形成“00后都在整顿职场”的错觉。
互联网商业化以来,流量为王是其运行的核心逻辑,无论是互联用户还是互联网平台,其影响力、经济收益等都与流量大小直接相关。虽然互联网已经历过多次迭代发展,出现了流量直接变现、广告付费、电商导流、打赏、直播带货、知识付费等多种商业模式,但流量为王这一核心逻辑依然未变。为了获得更大的流量,互联网信息发布者往往会选择吸引人的话题,甚至不惜虚构,以增加内容的异常性、趣味性、冲突性等。而信息爆炸带来的信息竞争,进一步驱动互联网信息发布者进行虚构和创作。以大学生就业相关信息为内容的发布者为吸引更多大学生的注意,自然也会如此,于是互联网上充斥着“轻松获得高薪工作”“年薪百万”“月薪数万依然不够花”“职场奇遇”等内容。互联网平台出于自身利益,不仅不会对编造吸引眼球之就业信息的内容发布者予以限制、封禁,反而还鼓励和支持这种能够吸引大学生的“内容创作”,且会通过分析抓取的大学生用户信息进行算法推荐,以增加用户黏性,获得更大流量。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抓取数据的长期积累,互联网平台对一个人的数字化画像将越发精确,推送的信息也愈发契合其偏好[13]。
互联网发展初期,主要是个体化的用户,发布的内容更多的是出于自己的表达欲与兴趣爱好。随着互联网商业化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大批以互联网信息创作获取收入的机构和人员,这些人有着强烈的流量提升冲动。个体化的内容生产者很难持续提供有吸引力的内容,而且个体也很难通过转发形成传播链以扩大信息的传播,于是一种被称为“多频道网络”(MCN)的模式出现并快速流行。MCN模式下,从内容策划、生产、发布到传播,都由专业人员负责,继而实现了内容的持续输出和商业的稳定变现。MCN机构还拥有多个账号,通过相互转发、评论,大幅增加了内容的传播效果,甚至还可能形成舆论热点。例如B站上有数十位博主发布以“最强副业”为题的短视频,剧本内容完全相同,皆鼓吹“失业后在家无脑搬砖,目前月入7.4万”。这种由机构“生产”和“操控”的舆论,拥有较强的吸引力和热度,更容易获得互联网平台算法的推荐,从而进一步提升了信息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在流量为王的逻辑驱动下,以公司化运作的MCN模式的出现,让互联网信息的失真程度越发严重。真实的就业相关信息,才能够为大学生提供正确的参鉴和引导,而日益虚构的信息无疑极易误导大学生的就业认知。MCN运作模式的兴起,还让大学生接收到的信息更多的是资本推动下的一个个舆论热点,进一步遮蔽了其他相关信息的显示。此外,MCN公司运作模式凭借着内容生产的持续性,大幅提升了用户黏性,进一步加剧了信息茧房的形成。
相对于拥有社会经验的成年人来说,在校大学生普遍具有求知欲强、猎奇心重、就业认知有较大可塑空间等特点。面临就业压力,大学生对就业相关信息有着更强烈的需求。由于缺乏社会经验,大学生对联网上的各类就业信息并不具备较强的分析和甄别能力。这些成为互联网舆论误导大学生就业认知的心理条件。
向独立成年人转变过程中的大学生,渴望经济独立,因此良好的工资待遇是大学生普遍的就业期待,这就使得大学生在搜索就业相关信息时,往往会重点关注那些薪资待遇高的行业、企业和个人。为了迎合大学生的高工资期待,以吸引更多大学生关注,无论是个体化的内容发布者,还是MCN机构持有的账户,都会故意夸大乃至虚构薪资待遇。于是互联网上就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月入数万”“年入百万”的“大学毕业生”,或讲述“自己”的工作心得与经验,或讲述自己的工资是怎么花的......互联网平台出于用户黏性的考虑,也会将这类信息推荐给大学生海德体育,让大学生很容易陷入偏狭的高薪资的舆论环境中,以致形成普遍高工资的信息茧房。普遍高工资的偏狭舆论的长期影响,加之没有现实经验予以纠偏,自然会让大学生对就业工资期待偏高,乃至不切实际。
大学生对职场环境也有强烈的探知需求,对如何适应职场也充满期待。为了抓住大学生的猎奇心理,互联网内容提供者往往会大肆渲染职场的种种负面信息,以博得大学生的关注。与此同时,大学生希望能够拥有一个自己喜欢的职场环境,于是期待改造社会的大学生自然会臆想整顿不符合自身预期的职场。最终在互联网内容提供者和互联网平台的双重影响下,缺乏实践经验的大学生很容易形成不符合现实的职场认知。可以说,互联网信息的虚构化和大学生心理诉求的耦合,使大学生很容易陷入关于就业的信息茧房,让大学生的就业认知与现实发生巨大偏差(见图1)。
互联网发展带来的人际交流变革,使大学生的圈层效应进一步显现,加剧就业信息的单一性,进而助推大学生的错误就业认知逐步升级,以致将不符合实际的互联网舆论当作普遍且合理的现象,并内化为行动逻辑,这也为通过工作实践纠正错误认知设置了障碍。
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有着融入群体的强烈需求。互联网的发展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出现打破了时空限制,让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具备了部落时代的“直接性和即时性”特点,借此人们可以再次组建频繁互动、联系紧密的“社区”或“圈子”。如麦克卢汉所说:电子媒介使人整合,让人类社会出现重新部落化的趋势[14]。出于同样的找工作诉求,大学生也会逐渐形成与就业信息相关的不同“部落”。互联网部落化强化了人们之间的联络,促进了有效沟通,但由于圈子是基于相似的情感、相同的爱好等建立起来的,很容易造成自我视野的窄化,且会导致不同圈子之间存在鲜明分野,乃至出现圈子之间的冲突[15]。无疑,圈子之间的分歧与冲突,又会进一步强化不同圈子之间交流的障碍。例如,号召整顿职场群与鼓励上进群之间是难以互通交流的。
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也在推动着封闭圈子的形成。互联网平台通过长期算法推荐,会让信息发布者吸引到一批认可其内容的关注者。互联网信息发布者为了保持和提升用户活跃度,增加收益,常常组织各种“群”,邀请粉丝或志同道合者加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功能的完善,互联网信息发布者可以通过加入黑名单、踢出群、设置评论门槛等多种手段,加强对圈子信息的过滤,将不符合圈子口味和价值观的信息及人群筛选出去。即便偶尔发布了与本圈子价值观不符乃至矛盾的信息,也大概率供批判之用。显然照此发展下去,大学生加入的互联网就业资讯“社区”,很快就会成为信息高度同质化的封闭圈子,从中所获取的就业相关信息愈发单一。
互联网的圈层效应也会进一步加剧圈层内部虚假信息的生产和传播。虽然互联网让人类重新出现了部落化趋势,但是由于新媒介隔绝了传播者和接受者在部落化时代的面对面沟通,因此新媒介时代的重返部落化或许只能算是对于部落化的一种镜像和想象[16]。特别是信息发布者的身份等并不能有效核实,这为圈层内虚假信息的发布提供了空间。圈层的封闭化进一步阻碍了圈层内信息的核实,继而让封闭的圈子进一步封闭化,虚假信息的空间进一步扩大。也就是说,互联网部落化造成的封闭圈层存在“滚雪球效应”,如此一来不仅强化了大学生获取就业信息的单一性,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就业相关信息脱实向虚。
认知是分层次的,根据心理学专家戴维迈尔斯的研究,社会认知由低到高可以分为社会知觉、社会判断、社会解释三个阶段,其中社会知觉指个人感知社会环境,并形成初步的理解与记忆的过程;社会判断指个人通过对社会信息进行加工,对他人与社会现象形成某种结论;社会解释指对他人的行为与各种社会现象的成因作出解释,并从中发现因果关系的过程[17]。同理海德体育,大学生的就业认知也是分层次的,从最初的直观感知,到真假与好坏的评价,再到内化为理论解释和行动逻辑。鉴于认知存在层次结构,所以互联网舆论对大学生就业认知的误导是存在程度差异的。
最初阶段,大学生对日常接触到的各类就业相关信息有个大体上的感知。由于互联网上充斥着高薪、互联网前途广、整顿职场等信息报道,而进入特定圈子的大学生,更是被这类信息所包裹,于是大学生很容易形成毕业即可拿到高薪、可以整顿职场乱象的直观感受。这种直观感受,虽然有一定的误导,但是可以通过说理、举反例等方式予以说服,从而得到纠正。但是互联网舆论的误导并不会止步于此,随着互联网部落化趋势加剧,大学生获取的就业信息很可能越发单一,在频繁出现的有偏误信息的情况下,如果长期缺乏纠偏机制,很容易使大学生形成社会判断,即认为互联网上普遍传播的“高薪工作”“整顿职场种种行为”等是真实的。先前的态度与认知,影响着后续信息的接受[18]。在这种心理效应的作用下,会进一步加剧大学生信息选择的偏差,强化此前的判断,从而固化错误认知。到此阶段,纠正互联网对大学生就业误导的难度将显著加大,举反例已经不足以说服被误导的大学生。而大学生一旦认为自己获得的就业相关信息是真实的,那么为这些“真实的现象”寻找因果机制的解释,便成为大学生顺理成章的思考路径。加之,互联网内容生产者也会按照一定的逻辑和事实让“编造的内容”显得更为真实,继而很可能让大学生遵循与内容生产者同样的逻辑思考。通过因果解释,最终会形成偏离实际的“理性认知”并将其内化为行动逻辑。待到互联网舆论对大学生就业认知的误导升级到解释层级并内化为行动逻辑的时候,则纠正这种误导将变得异常艰难。更关键的是,发展到该阶段大学生会以被误导的认知指导实践,以致工作后遭受的挫折乃至打击,既不利于身心健康,也不利于职业发展海德体育。
前文所述,人们的认知是个人现实体验获取的信息与媒体信息共同影响下塑造的,相对于间接的媒体信息,以切身体验直接获取的信息对人们的认知更具冲击性。一旦现实体验与网络舆论塑造的认知有冲突,人们就会立刻对原来信以为真的互联网舆论产生怀疑。所以,亲身参加工作实践是纠正互联网舆论对就业认知误导的最有效途径。虽然大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在校学习,但依然有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参与各种工作实践。社会和市场中也有大量的机会,大学生可以通过打零工、兼职、实习等方式直观地了解就业相关信息。这就为以现实体验纠正互联网舆论误导提供了契机,也是互联网就业舆论普遍虚构化影响下大部分大学生仍然拥有识别能力的重要原因。
对很多大学生来说,往往毕业前夕才通过实习的方式初涉职场,这就造成互联网舆论影响下一系列偏离现实的就业认知形成先于大学生参加工作实践。于是,被误导的大学生就会根据已有的错误认知对工作实践机会进行判断与选择。如果工作实践机会不如自己的认知与期待,诸如认为待遇低、不是自己喜欢的行业或职业、觉得职场关系不够融洽等等,该大学生大概率会放弃提前参加实践的机会,结果导致大学生缺乏乃至完全丧失了通过亲身体验纠正错误认知的机会。尤其是互联网舆论对大学生就业认知的误导进入到判断与解释的层次后,被误导的大学生对实践机会的选择就会变得更加挑剔,部分被误导的大学生甚至还会产生厌恶和逃避心理,让以提前工作实践纠正就业认知偏误变得愈发不可能。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互联网舆论对大学生就业认知的误导,是互联网平台及其平台内容发布者与大学生自身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且存在着不断强化的趋势。因此,要解决这一问题,须从互联网治理和大学生教育两个方面入手,尽可能及早采取措施。
加强对互联网的治理,关键在于遏制住互联网上虚假信息的产生与传播。这就须从规范互联网用户特别是互联网内容生产者的行为以及规范互联网平台行为两个方面入手。规范用户行为的关键在于约束互联网内容生产者发布信息的随意性,而规范平台的行为重在让平台承担起规范用户内容发布的第一责任,同时约束和规范互联网平台信息收集与算法推荐。
(1)法治化治理。约束互联网内容生产与传播的随意性,首先是加强立法。明确互联网管理与运营规则,明晰互联网内容发布者与互联网平台的信息责任,让各种违反规定之相应处罚有法可依,如实施互联网实名制和责任追查制。早在2015年和2017年,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相继出台了《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管理规定》《互联网论坛社区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全面落实了网络实名制,明确了注册用户需“后台实名”。2017年6月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从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的角度明确了互联网平台信息管理的法律责任。2022年3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制定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生效,明确了互联网平台进行算法推荐的规则和责任。2022年6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又发布《互联网用户账号信息管理规定》,在此规定推动下,微博、今日头条、B站等各大互联网平台随后执行了显示IP地址和运营公司(MCN)的举措。其次,加强违法违规惩处力度,增强法律威慑力。互联网信息发布者编造内容以获取关注和流量的问题十分普遍,原因之一就是既有规定的处罚力度还不够。发布不实信息造成不良影响的互联网用户往往得到禁言以至销号的处理,而运营者和公司甚至都没有受到经济处罚,互联网平台因允许虚假信息传播而被处罚的更是少见。作为内容的细分市场—大学生就业类信息,因虚假信息的危害较为隐性和间接,更容易被监管者所忽视,这就造成发布虚假就业相关信息的互联网内容发布者在获得流量和现金收益的同时,更是罕有受到处罚,连禁言、销号这样的处理都不常见。显然,当虚假信息能够带来高收益而所受处罚却较少时,必然无法遏制互联网舆论虚构化。因此,要加大对虚假信息误导大众的行为相关者及平台的处罚,提升互联网治理的法治化水平。为了加强对虚假信息的打击,在实施处罚时,既要考虑发布虚假信息者的收益金额,也要考虑到所造成的舆论影响,同时还应审核信息发布与传播的模式与结构,从而形成全面震慑。
(2)全过程治理。要遏制住互联网虚假信息产生与传播的势头,还需要全过程治理的思维。在信息发布前,推行用户注册和信息实名制,要求信息发布者对自己明确归类,并对自己发布的内容真实性做出说明,从而让大学生在阅读信息时注意到相关提示,为大学生识别内容真实与否提供便利。信息发布后,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对网络舆论热点进行跟踪分析,同时对信息发布者的类别标签和内容进行核对。对不实信息或误导性信息进行必要的核实与澄清。根据追踪和分析结果,要求互联网平台予以处理。一旦造成不良舆论影响,要对相关责任者进行处罚,同时妥善进行舆论善后工作。
(3)智能治理。互联网虚假信息难以治理的另一个原因是,网络用户数量巨大且平台繁多,监管成本高。我国超10亿网民加上庞大的机构用户,每天都会产生海量的信息,很难对不良和不实信息进行全面监管。因此,需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实现互联网舆论的智能治理,以节省治理成本并提高治理效率和效能。
(4)多元治理。即便借助人工智能的帮助,仅仅依靠政府力量也难以实现对互联网的全面治理,因此还需要充分借助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公众的力量,进行多元协作治理。允许和鼓励互联网用户对信息发布者的内容进行批评和真实性核查,并对不实信息进行举报,支持用户起诉发布不实信息的互联网信息发布者以及互联网平台。与此同时,政府还应加强与专业互联网数据分析机构合作,让他们帮助追踪和分析互联网舆论热点,及时发现互联网中的虚构舆情,并对其传播结构进行分析,为政府采取有效治理手段提供条件。
(5)动态治理。实时性、动态性是互联网信息的重要特征,而且互联网运行模式也在快速更新迭代中,这就要求对互联网舆论进行动态治理。政府需要根据互联网信息传播的结构与方式,不断升级治理手段,调整治理重点。例如,当MCN模式成为互联网商业运营的主要模式时,就需要将互联网治理的重点对象从个人用户转移到机构用户。具体如图2所示。
(1)提供全面就业信息,纠正认知偏误。互联网对大学生就业认知的误导,尤其是信息茧房的形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接收的信息偏狭,因此应在大学生就业相关的课程与指导中,尽可能给大学生们展示较为全面的就业类信息。首先,建立较为全面的就业信息数据库,并向大学生开放。例如关于薪资待遇、就业去向、行业发展等方面的各种统计数据或调查数据,每年校招单位的实际招聘人数与工资水平,等等。其次,尽可能帮助大学生建立跨年级的联系,实现信息跨年级便捷化流动,从而让更多大学生能够获得学长学姐的就业信息,形成参照、获取经验,以降低就业认知偏误。最后,充分发挥学校的渠道优势,尽可能为大学生提供更多工作实践机会,推动大学生及早参加工作实践,畅通实践纠正错误认知的机制。
(2)提高大学生互联网信息能力。在信息爆炸的今天,为大学生提供较为全面的就业信息的同时,更要授之以渔,提高大学生获取全面信息的能力,因此设置信息能力课程尤为重要。信息能力课程,首先要提高大学生搜索信息和追踪信息源的能力,通过掌握多方信息,识别信息源。其次,要深入剖析互联网信息的传播模式、舆论热点的营造方式以及收益模式等,让大学生对互联网的舆论放大效应以及互联网平台推荐信息的偏狭性等有清醒认识。同时,要教育大学生意识到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互联网舆论的虚构化趋势海德体育,让大学生对获取的互联网信息形成警惕性,避免不假思索地直接接受。最后,提醒大学生尽可能关注一些持不同声音乃至相反声音的内容发布者,参与不同的“群”,如此一来,既可以接触到更全面的信息,也能增加互联网平台推荐信息内容的多样性。
(3)培养大学生批判性思维。大学教育在给大学生提供较为全面的就业信息并提高大学生获取全面信息能力的基础上海德体育,还需要进一步升级到培养大学生批判性思维,以增强其对各类就业信息的识别与判断能力,实现去伪存线)。批判性思维强调独立思考,反对盲从权威,强调任何观点和思想要想站住脚都可以而且应该受到质疑和批判,其要想立住脚必须经过论证[19]。无疑,这种思维是打破互联网舆论误导的利器。为大学生提供较为全面的就业信息,提升大学生的互联网信息能力,特别是对互联网信息的真实性存疑认知的培养,一定程度上也是批判性思维教育。对大学生就业教育来说,对互联网流行的就业舆论与信息,要能够进行识别、分析、反思、反驳和论证。例如通过全国平均工资等多方信息进行验证普遍高薪的真假。培养大学生批判性思维不仅可以避免大学生陷入信息茧房,而且还有助于大学生打破信息茧房,增强对互联网信息真伪的识别能力,最大限度降低互联网舆论对大学生就业认知的误导。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项目“新形势下化解件的新机制新手段研究”(项目编号:18VFH019)的阶段性成果]
[1]孙妍.青年就业特征及变动趋势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22(1):5-10.
[2]张杨.家庭资本与研究生就业认知—基于“211”高校的实证研究[J].高教探索,2018(1):88-92.
[4]毕若旭,程思,罗希.00后想做职场“勇敢牛牛”[N].中国青年报,2021-09-13.
[5]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发布二季度薪酬状况报告数字职业收入走高[EB/OL].(2022-07-25).
[8]何海清,张广利.青年考编现象中的职业想象与内卷实践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22(12):84-91.
[9]詹姆斯波特.媒介素养[M].李德刚,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2.
[11]尼古拉斯卡尔.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M].刘纯毅,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123-160.
[13]彭兰“.数据化生存”:被量化、外化的人与人生[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3(2):154-163.
[14]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2
[15]徐冠群,王汉威.社交媒体时代的部落化传播[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6(1):96-101.
[18]李珂,张鹏翼.先验态度对选择性信息行为与认知机制的影响探究[J].图书情报工作,2022,66(20):111-119.